80多年前的上海私立医院,不仅免费治病,治不好还给免费安葬

近代上海的崛起始于1843年,这座年轻城市经过半个多世纪快速发展,到1911年人口已经从最初55万人激增到141万人,而到民国时期的1937年则进一步猛增为377万人。大量人口融入虽然不断为上海这座城市增添发展动力,但由此导致的人口密度大增也使传染病疫情在城市中频繁爆发。

80多年前的上海:传染病很活跃,慈善也很活跃

民国时期上海爆发流行过的传染病至少有12种之多,天花、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等烈性传染病都在那时的上海频繁登场。在民国前期的二十年间,上海至少出现过6次较大的霍乱疫情。1919年7月《申报》在对当时霍乱疫情的一篇报道中说:“疫症传染愈烈,蔓延愈广,全埠几有卷入漩涡之势,浦东洋泾一带、沪南十六铺地方均已发现时疫者,日本且已宣布上海为有疫口岸。”

除霍乱之外,伤寒也是当时上海高发的传染病病种,据《上海防疫史鉴》的记载,伤寒在1930-1942 年间每两三年就会在人群中爆发一次,十来年里夺去了近万名上海人的生命,病死率高达59.5 %。而天花作为当时危害上海的另一种主要传染病,在1926-1949年间也有6次爆发传染,最严重时感染者病死率高达32.7%。

有人对上海过去的一些防疫资料进行过不完全统计,结果显示12种主要传染病仅在1930-1937年间就造成近15000人病死。由此可见,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和人口密度剧增,上海在民国时期一直饱受各种传染病肆虐,大量民众受到传染而丧命。

而伴随着传染病的活跃,各种救助传染病患者的力量也在那一时期的上海不断涌现,上海民间慈善就在其中有着非常耀眼的表现。

早期红十字会:绅商种的树,被政府移入自家庭院

说到慈善救灾有必要先说一下早期的红十字会,红十字会最早在中国的创建始于1904年成立于上海的“东三省红十字普济善会”,这个由上海开明绅商们发起组建的协会随后改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1907年,这个红十字会在形式上被清政府收编为“大清红十字会”,到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又更名为“中国红十字会”,并同时设立“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分会”。

绅商阶层中的慈善人士最初创建红十字会是出于开展慈善活动的需要,但这样一个组织所具有的能量使它相继引起了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的垂涎。在官民双方的博弈中,原本作为民办团体的红十字会逐渐被国民政府纳入到它的统治体系中,而原本作为掌控者的绅商则在其中失去了位置和话语权。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影像

所以清末至民国时期的红十字会经历了剧烈的变迁,绅商阶层本来希望以自主成立的红十字会作为一个统领性的民间慈善组织,但这个类似于慈善界“武林盟主”的组织在成立伊始就被政府看中了。

于是,随着红十字会的性质由民办自治转变为官方主导,民国时期的民间慈善便又回归为各自单干的状态,这在他们参与救助上海历次传染病疫情中有很明显的表现。

最具责任心的医院:免费治病,治不好免费安葬

近代上海商贾云集,社会力量相当活跃,其中代表性的大慈善家有王一亭、熊希龄、虞洽卿等人。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慈善机构数量众多,包含红十字会在内的公私慈善机构有120家左右,而其中九成以上都是没有官方背景的民办慈善组织。

熊希龄和他救助的孩子

这些民办慈善组织有的是慈善家个人或多人联合创办,有的是同乡会创办,有的是同业公会创办,还有的是宗教团体创办。他们在红十字会的渠道之外以接受捐赠、开办产业等方式筹措物资,通过设立医院、施医赠药等方式直接向传染病疫灾中的民众提供医疗救助。

设立医院是当时民间慈善向民众提供救助的主要方式,这些医院基本上都专门以免费或减价的方式向穷人提供医疗救治。

比如个人慈善家王浦生独资创建的普慈医院,上海广益善堂出资创办的广益中医院,上海参药业公会和神州医药总会开办的沪南神州医院等医院,以及基督教新教教会所属的仁济医院、同仁医院、广仁医院、西门妇孺医院、伯特利妇孺医院、上海疗养卫生院分院等医院都专门向穷人提供免费或减价诊疗。天主教教会经营的广慈医院,也在全院500张床位中留出300张床位专门用作向穷人提供诊疗。

而为了应对不时发生的传染病疫情,当时上海民间慈善力量还开办了大量“时疫医院”,这类医院相当于私立传染病医院,专门在疫情发生时开展应急收治。

比如大企业家陆伯鸿出资在上海南市创办的南市时疫医院,慈善家王一亭、刘鸿生、顾少卿等人在提篮桥华德路口发起创办的中国时疫医院,还有名人杜月笙在小浜路捐资创办的高桥时疫医院。1932年上海爆发霍乱疫情时,当年开办的时疫医院多达20家,其中17家都是这种由民间力量创办起来的慈善医院。

这些时疫医院有的会将病房划分为头等、二等和三等,其中三等病房完全免费向病患提供诊疗,头等和二等病房也不会刻意设定收费标准,而是由受救治者自主捐助。更多的时疫医院则是以完全免费的方式收治穷苦的病患。

设立于虹口育才路临平路口的虹口时疫医院,在其发布的简章中有这样几条值得注意的公告:

  • “本院办理性质以急救时疫为范围,不涉其他病症。”
  • “本院办理时期以每年七八九三个月为标准,但得视气候及疫势情形提早或延长之。”
  • “本院施诊日月无间,凡病人来院求治,无论门诊住院所有挂号医药病房等费概不收取分文。”
  • “本院经费除由各界大善士热心捐助外,其余归院长、院董尽力分给,或设法筹募之。”
  • “本院住院病人尚医治无效除通知家属自行收敛外,其有赤贫无靠者由本院施给棺木或商请善堂代为收敛之”

在这几条公告中,第一条和第二条说明这家医院是专门救治疫病的传染病医院,至于为什么以七八九月为常规开诊时间,则是因为这三个月是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高发多发期,当时的防疫歌谣中就说“霍乱与伤寒,夏秋最猖撅”,所以时疫医院大都选择在这个防疫吃紧的季节施诊救人。

第三条说明这家医院向病患提供完全免费的医疗,第四条说明医院的经费来源于捐助、院领导的分摊以及筹募,第五条说明医院在必要时还会免费安葬医治无效的死亡患者,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具责任心的医院了。

事实上,这些医院在当时的治愈率可能还是相当高的。据那时上海市社会局对12家慈善医院的调查,他们在1929年夏季合计收治入院的病患为4573人,其中346人治疗无效死亡、4227人治愈出院,治愈率达到了92.4%,这在百年之前是相当可观的成绩。

有格调的慈善:做慈善重在平时,登报喊民众来受助

此外,上海民间慈善组织及其慈善医院不仅大力参与疫情中的救治,还积极帮助民众开展各式各样的防疫活动。

比如,各家慈善医院都会面向民众免费施种牛痘,上海联益善会曾在报刊上登载广告号召民众带孩子接种牛痘:“本会近来收埋孩尸,其中患天花身亡者实居多数,本会为保全赤子生命,特登报警告,速至胡家木桥路本会西医院种痘,慨不收费。”除联益善会西医院外,沪南平民医院、虹口医院、济生医院、父子医院、急救时疫医院等医院都会根据疫病发生规律,提前向民众免费施种牛痘和注射霍乱防疫针。

霍乱疫苗注射登记

除了帮助民众进行免疫接种外,上海民间慈善组织还大量举办各种活动向民众宣传卫生防疫知识。

比如,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1920 年夏季来临前,邀请医学博士谢应瑞向民众演讲“上海五种流行病(霍乱、伤寒、喉痧、伤风、脑膜炎)之预防”。上海少年同志会在1928年疫病流行季到来前发起卫生运动游艺会,华慈幼救济会在1931年6月以模型灯游行的方式举办儿童卫生运动。此外,慈善组织还通过展览有关书籍、灯彩以及播放防疫影片等形式开展防疫卫生宣传,杜月笙就曾筹资拍摄虎疫影片来宣传防治传染病的知识。

同时,当时上海《申报》、《新闻报》等报纸也通过刊登报道的形式,批判和督促政府当局重视市区环境卫生和防疫问题。

比如,《新闻报》在1916年6月的报道中批评卫生问题:“城乡内外街道于清洁二字,缺点颇多,彼集水街之垃圾,特其甚焉者耳,所望警察厅加意整顿,由集水街以推之各处,由垃圾以推之各事,为主动勿为被动,疾疫之媒介愈少愈妙,则人民之受赐多矣。”《申报》在1919年7月的报道中批评防疫问题:“疫症流行,何等危险;防疫事宜,何等重要。乃官厅竟冷淡如是,其视日毙百数十人之疫病,反不若空中楼阁之过激派,犹动色相诫,设于公文中之防范,甚希沪官厅之干预也。”

总的来说上海民间慈善力量通过积极和有效的方式,在民国时期上海的历次传染病防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弥补当局政府卫生防疫工作缺失的同时,竭尽所能地守护了民众的健康和社会的稳定。

社会救济被称为保障社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慈善救助作为社会救济的重要部分,无疑是构成社会安全防线的主力。慈善救助活动如果得不到良性和有效的运转,那么就意味着社会最后防线的崩溃。虽然我们有捐空家底的硬核山东,有散装江苏的十三太保,但我们依然需要打好慈善保卫战。

主要参考资料:《瘟疫下的社会拯救》(余新忠等),《近代上海的瘟疫和社会》(刘雪芹),《民国时期上海传染病的流行与防治》(刘岸冰),《传染病与近代上海社会》(胡勇),《民国时期上海慈善组织研究》(李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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